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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从英雄到叛徒

“我默默地消沉了好几天，可是，几天之后，领导通知让我参加塔城军分区召开的学习毛主席思想积极分子代表大会。我非常不愿意参加，因为我的心情非常不好，也不想在大庭广众面前丢人现眼。可是，我又不能回绝，因为组织需要我来为大家做典型，而我也需要用这种场合来为自己表明身份。我要让大家知道我是一个英雄，不是苏军的战俘。

因为我要参加，大会特地选在了军分区医院大礼堂进行。当我被两名士兵搀扶着进到会场时，全场起立，掌声经久不息，‘欢迎同胞回国’的口号如山呼海啸。此时，珍宝岛边防站长孙玉国与毛主席握手后高呼着‘毛主席万岁’的场景浮现在我的眼前，我就用右手高举毛主席语录，高呼：‘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我上到了主席台上，按照军分区政治部给我写好的发言稿念了起来。为了表现我与苏修斗争的英勇行为，‘被俘’一词被改成了绑架。会场上坐满了从各个单位来的战士，但场下却是十分地安静，战士都伸长着脖子在专注地听我做报告。当我做完报告，就有人带领全场人愤怒地高喊，‘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可是，会后，我就在想，没想到塔城军分区有这么多人，可打仗时他们都去了那里？

之后，我又被各个边防站请去做英雄事迹报告。开始，我做报告时还是看着稿子，结结巴巴地念着，到后来，我都不用看稿，就能慷慨激昂，声情并茂地进行演讲。在连续两个来月的巡回报告中，我又再次地找回了那种当英雄的感觉。

本来，在我被俘之后，组织上的阵亡通知书还没有到达我父母的手中时，和我一起当兵的同村人已经把我牺牲的消息写信告诉了我的父母。很快，全村人都知道我已经为国捐躯了。我全家悲痛欲绝，我娘哭的死去活来，村里的老婆娘们也跟着在一起都哭过嚎过。家里人说我1960年没有饿死，1969年却打仗死了，好歹是个烈士，就把我的照片放大挂在家里供村里人平悼了一个多月。

当年部队干部牺牲的抚恤金是补发6个月的工资，再补加一次性抚恤金280元。这样算下来，干部遗属能领取五六百元的抚恤金。战士牺牲的抚恤金是三百元，由当地民政部门发放。由于塔城与内地路途遥远，很多烈士的家属没有来现场参与辩识。主要是烈士遗体肢体不全，高度腐烂，不宜让家属辨识。

可是，这时候那个同乡战友又来信说我没有死，被苏联人抓走又放回来了。我爹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慌了，因为我人没死，可公家给的抚恤金已经花完了，这不是在骗取国家的钱？好在人还活着，钱就不是问题。所以，我爹当天晚上就乘火车来了新疆。

当时火车只通到乌鲁木齐。乌鲁木齐离塔城还有600多公里。军区竟然出动了直升飞机把我爹从乌鲁木齐接到了塔城军分区。当我父亲从直升飞机下来时，看着迎接我爹的士兵‘拍’地一立正，毕恭毕敬地给我爹敬礼，把我爹称为‘英雄的父亲’。这种郑重而有力的行礼只有在战士们见到了重要的首长时才行使的。这让我感到非常地激动，觉得自己给家人争了大光，觉得过去受的伤和吃的苦都是非常地值得。

10月1日，我又被军分区派去乌鲁木齐参加建国二十周年大庆，并被安排在军区总医院进行疗养。那天下午，我刚做完报告，就见一个熟悉的面孔来到我的面前，对我说，‘袁国孝，你现在是咱们军区的大英雄了。’我一看是我们边防站的卫生员丁殿勋，就高兴地握着他的手，说，‘这是组织给我的荣誉。可我还是普通一兵。’

他因伤病刚从塔城军分区医院转到军区总医院住院。因为我们俩人都只有17岁，是战友，又是病友，所以，就有许多的共同语言。他显得有些恢心，说，‘我真倒霉，因为受伤没能参加这次战斗，别的战士都立功受奖，可我连个嘉奖都没有。’说着，便长长地叹着气。我安慰着他说，‘你还年轻，又懂得医学，以后会大有前途呢。’可他还是很悲观，说，‘有啥前途？那象你现在都是军区有名的大英雄，跟珍宝岛上的孙玉国一样，过不了多久，就能当上排长连长，再不用回到农村老家了。’

我当然也有这种期望和憧憬，但我知道我跟孙玉国还不一样，人家是真正的英雄，是跟苏联人硬碰硬打出来的，而且是打了胜仗，为国家立了大功，争了大光。而我是被苏军俘虏的，所以，从这点来说，我就不能跟孙玉国比。我问他以后咋办。他摇了摇头，说，‘我也不知道，只能回部队好好干吧。’

我在军区总医院疗养了二十多天，到了十月下旬，军区派我去托里做巡回报告。我就带着父亲一起去了托里，进到了烈士陵园，看到一排两行的烈士陵墓，我数了数一共是28座。我们在无名高地上有26个人，牺牲了25人，还有3名记者也牺牲了，我是个唯一的幸存者。他们中最大的是裴映章副站长，37岁。最小的是和我一起从河南柘城县来的8名新兵战士，他们只有17岁。他们是第一次上战场，也是最后一次上战场。在这些烈士中，除了三名记者被追记一等功，其他人都被追记为二等功和三等功。我也被记为二等功。

到了李国桢的墓地前，我感慨万千：这里原来是我的墓地，现在已经改成是李国桢的墓地。我和父亲站在李国桢的墓碑前，两人抱头大哭。哭过一会，我对着墓碑说，‘李排长啊，本来是我在墓地里躺着，可现在却是你在里面躺着，对不起呀！‘

这次托里之行，对父亲的情绪影响很大，对我的人生也影响很大。当天晚上，父亲就闹着让我回家，不让我在部队干了。可我在部队里干得正红火，前程远大，我不能就这样地把自己的前程给断送了。可父亲一边哭着一边叫着我的小名，说，‘你是要你妈，还是要你的前程？’

父亲的哭闹让我心里很乱，也想了很多。突然间，我对到处给别人做巡回报告感到了厌倦：这到底有啥意思？我被俘本来就不是件光彩的事，有啥可向别人炫耀的？特别是战友们的牺牲对我的触动很大，他们人都不在了，还会考虑什么前程？

我很快又回到铁列克提边防站，随后不久，又来到了塔斯堤哨所。其实塔斯堤哨所和丘尔丘特哨所都属于我们铁列克提边防站管辖。说到塔斯堤哨所，没啥人知道，可要是说到‘小白杨’哨所，肯定会有很多人知道，就是阎维文唱过的那首‘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的那个哨所。6.10事件中被苏军开枪打死的女烈士孙龙珍的墓地就在我们哨所100米的地方。在这个地方我一直服役到72年初，然后复员回到了生我养我的家乡故土河南省柘城县慈圣公社孔庄村。

村子还是原来的村子，土地还是原来的土地。我家的那几间残破的砖瓦房还是原来那个样，只是比前两年更加地破败与陈旧。这个地方我过去总是嫌它贫穷，嫌它枯燥，嫌它辛劳，想着永远地离开它。可是，我在外面转了一圈，又回来了。不知道是它在讽刺我，还是我自己在讽刺自己。但不管怎样，在离开它两三年后，再回到它的怀抱，我还是能感觉到它对我的深情与眷恋。

我站在村头，望着这片广阔、干黄而贫脊的土地，心头禁不住地涌起一种想哭的冲动。这片土地，千百年来，承载着我们祖先多少代人的辛劳和苦难，也给了我们多少的收成和回报。有多少人为了想过好日子，离开了这里，可是，我是离开过这里的人，我再也不想离开这里了。我愿意把我一生的辛劳和汗水都奉献在这片土地上。

回村不到二十天，我跟外村的一位姑娘结了婚，婚事是我父母早就给我说好的，我看过她的照片，她也见过我，我们算是自由恋爱。从此，便扎扎实实地开始了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生活。我从小就是农民，但那时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农民，因为我还是个学生，可是现在，我就跟父亲一样了，整天在生产队的地里干活挣工分。

部队的生活和经历对我的性格和人生影响很大。可以说改变了我整个人生。过去，我是个性格开朗，爱说爱笑的人，可是现在，我变得寡言少语，常常还会无端地叹息和忧伤。在劳动间隙或休息时，常常会有人要我讲在部队时的战斗故事和生活经历。我总是非常地不情愿，因为这些故事和经历会引发别人的联想和提问，而有些联想和提问又是我不愿意触及的。

其中一个最容易让人引发好奇和疑问的问题，那就是我为什么是战斗英雄，却没有入党，没有提干。这个问题曾困扰过我很长时间：几乎所有的战斗英雄都得到了提升，孙玉国参加完九大就直接从连长提升到团长，而我们边防站的李永强排长也在6.10事件后调到别的边防站当了连长。可我没有，而且连党都没有入。这个问题让我百思不得其解，但是后来，我终于想明白了，我不能提干是因为我不能入党，而我不能入党是因为没有人给我当介绍人。因为没有人知道我在被俘时的真实表现，所以，也就没有人敢冒这个风险来介绍我入党。这事曾让我苦恼和迷惘过很长一段时间。可是，再苦恼和迷惘都没有用。现实就是这样，谁也无法改变。

没过很久，让我担心的事情就出现了。我开始听到了风言风语，说和我一起参加战斗的人都牺牲了，而我被苏军俘虏了，如果我没有叛变，苏联人不可能把我放了；如果我是英雄，为什么没有入党提干？而且，这种事情在人们的印象也都是顺乎自然的事。对这种传言，我也曾想去解释和阻止，可是，后来一想，这样做只能是毛笔描字，越描越黑，所以，我就不予理睬。

可是，那天晚上，我表侄女跑到我家，对我说，‘叔呀，玉兰说你不是英雄，是叛徒，还说你那战斗英雄是在部队里靠自我吹嘘当上的，后来有外国记者把你在苏联的表现给拍照下来，捅破了你的牛皮。说你其实就是叛徒。’

我侄女是小学三年级学生，而玉兰和她是同班同学。三年级的学生怎么知道我是叛徒？还不是听大人们说的。听着这话，我不能再装傻吊了。否则，到了明天，连三岁的小孩都会说我是叛徒。于是，我当即找到了玉兰家。

当时天已经黑了，我站在玉兰家门前，对玉兰她妈说，‘玉兰妈，我找玉兰问句话。’玉兰妈说，‘问啥话？’我说，‘你不管，我只问一句话。’玉兰妈就把玉兰叫了出来。玉兰见我站在门口，吓得不敢出来，是她妈把她拉了出来。我就当着她妈的面问她，‘玉兰呀，你咋说我是叛徒呢？’玉兰吱吱唔唔回答说，‘我是听别人说的。’我就问，‘你听谁说的？’玉兰不敢说，还是她妈逼着她说，‘你说话呀，你到底听谁说的？’玉兰哭着说，‘是翠花给我说的。’

翠花也是她们班的同学。我要去找翠花，可玉兰妈拦住了我，说，‘大兄弟，你别去找人家了，说你是叛徒这话，都在村里传成啥了，连外村的人都知道了。只是你自己还蒙在鼓里。’

连外村的人都知道我是叛徒了，可我自己还蒙在鼓里。难怪近一两个月来，村里人总是躲着我，对我爱搭不理的，原来他们都在把我当成了叛徒。我一整夜都没睡好觉，感觉天要塌下来了一样。

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了大队部，找到大队书记，大队书记说这事他管不了，要我找公社。我就去找公社，可公社书记说，‘这事你得找县武装部，让他们给你证明一下。’我又去了县武装部。武装的一个副部长却对我说，‘你到底变没变节，我们又不知道，咋能给你开这个证明？’

跑了一天，不但没办成事，反把我气得胃疼。听着他们那话，好象连他们都在怀疑我有变节行为。我真是哭天无泪，让人打掉了牙齿还得硬要往肚子里咽。

没过几天，我因分活跟生产队长争吵起来，本来这事也不是什么大事，可他竟然当着生产队里那多人的面，用教训的口气对我说，‘你个叛徒，败类，还不服从改造是嘛？’我一听他骂我是叛徒和败类，就一下冲过去，抓住他的衣领，喊道，‘你凭什么说我是叛徒、是败类？老子身上有伤，还有荣获二等功的荣誉证。’

生产队长把我用力甩开，用蔑视的口气说，‘别吹了，你是英雄，咋不见你入党，不见你当官呢？你见哪个英雄是回乡当农民的？’我气得肺都爆炸了。我对他说，‘好，老子让你看看老子是英雄，还是叛徒。’

我气得要发疯了，回到家，牵着家里的羊，抓住几只正在下蛋的母鸡就往集上跑。妻子见我急红着眼睛，要把家里这点值钱的东西往集上送，就要劝阻我，可我啥话也听不进，歇斯底里地喊道，‘难道你也让我上吊不成？’听着这话，妻子也没敢再拦我。

我把羊和鸡卖了四十元钱，便买了张火车票去了乌鲁木齐，又从乌鲁木齐军区乘军车来到了塔城军分区。政治部副主任见我来了，就很奇怪，问我，‘这大老远的，怎么就跑来了？’我掉着眼泪对他说，‘村里人说我是叛徒。’副主任问我，‘为什么？’我说，‘他们说我一没入党，二没当官，是英雄就不会回乡当农民，所以，就说我是叛徒。’副主任说，‘那你为什么不找当地组织？’我说，‘找了，可是连县武装部的副部长都说我变没变节他们也不知道。’

副主任马上给我写了一份证明：袁国孝同志是我塔城军分区铁列克提边防站的战士，参加铁列克提战斗表现勇敢，身上多处受伤，被苏军俘虏之后，坚贞不屈，并荣获二等战功。特此证明。新疆军区塔城军分区政治部。

从塔城回到家里，我把证明拿给生产队长看，拿给村里其他人看，让他们知道我不是叛徒，是英雄。然后，我就把证明拿到大队和公社，让他们看。最后县武装部把这份证明留下存入了档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