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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我不想活着

“苏军开始审讯我了。审讯前，他们来了几个军人，进到我的病房，其中一名军官模样的中年人对我说了几句话。翻译就对我说要我准备一下，马上要去接受审讯。我想了想，就说，‘你们要审讯我，但必须答应我四个条件。’

翻译问，‘哪四项条件？’

我说，‘第一是还我毛主席语录，第二是我要见一下战友，第三是还我的军装，第四是还我的枪支。’

翻译把我的话说给了那个军官，那个军官瞪着眼睛朝我歇斯底里地吼了一阵，然后，又让翻译对我说，‘你要记住的身份，你是我军的俘虏，我们不会答应你的任何条件。好了，准备一下，马上走。’

我知道这事由不了我，但我心里却说：你们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任何回答。

因为我脸上缠着纱布，右胸扎着绑带，不能动弹。只能让他们的人来给我穿那套病号服。这时，我已经不能再拒绝穿这套衣服了。因为我没有别的衣服穿，总不能穿着短裤去接受敌人的审讯。穿好衣服，我被他们从床上扶起来。我对他们喊道，‘走开。’他们见我对他们横眉冷对怒目而视，也就没再靠近我。

也许是我的病情还依然严重，也许是这些天来一直都睡在床上，所以，当我刚从床上下来时，就感到眼冒金花，头晕目旋，在地上站不稳，象要昏倒在地，但我硬是扶着床边，让自己不能倒下。苏联军人见我脸色苍白，身子虚弱，满头汗水，就示意让我先坐下休息一下。可我却说，‘不用了。’

苏联军人围绕在我身边，带着我从病房里出来。我象许云峰和江姐赴刑场一样，做出一副大义凛然和视死如归的样子，扶着楼梯的扶手，从三楼一步一步地下着楼梯。下到了一楼。我看到在一楼的门口，停着两辆军用吉普车。他们让我进到了前面那辆吉普车上，旁边分别有人在看着我。

车在空旷的原野上行驶着，我就想着他们会怎样来审讯我。我看过许多敌军审讯革命者的电影，其中对《在烈火中永生》的印象最深。敌军审讯革命者时总是无所不用其极，钢鞭抽，烙铁烙，坐老虎凳，灌辣椒汤，这些都是少不了的。对这些，我能撑得住吗？我不住地问自己。但我告诫自己：哪怕就是皮开肉绽，粉身碎骨，都不能屈从低头。反正我早就不想活了，如果真是让他们打死，我也如愿了。如果真地受到酷刑折磨，我就要打碎房间墙壁上的灯泡，触电身亡。这个想法是我偶然看到墙壁上的那个灯泡时想起的。因为我在学校上学时，就有个学生因为不懂电，用手触摸了电源给电死了。

“车行驶了大约四十多分钟，进到了一个军事驻地。里面到处都是军人，还有许多大小军车。车停在了一栋大厦前面。军人让我下车，就带着我进到了大楼里面。从大门进到过道，在过道上走了几十米，又拐了一个弯，进到了一个房间里。

出我所料的是房间里并没有那些给受审者用刑的刑具，也没有那种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气氛。房间并不很大，就跟平常的办公室差不多，摆着一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办公桌对面有一把受审讯者坐的椅子。但房间里还套着一个房间，但里面的房间关着门，有个窗口朝着外间。通过窗口，看不见里面，但我想里面肯定能看到外面。

军人们把我带进审讯室，便立在一旁。那个负责的中年人指了指对面的椅子，示意让我坐在那里。我就坐在那把椅子上，把头扬得很高，看他们怎样审讯我。不一会，又有一个职位比较高的年轻军官进到了屋里，往主审的椅子上一坐，向其他人点了点头，示意审讯开始。我也感到屋里的气氛开始沉重起来。

主审开始向我问话，坐在旁边的翻译就给我翻译着。

‘你这样小，还是个孩子，一定很想爸爸妈妈吧？’

我说，‘我是很想爸爸和妈妈。’

主审就说，‘小伙子，你叫什么名字？’

我不想回答。因为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的名字。

主审又问，‘你多大年龄了？你这么小的年龄就当了兵，是被人强迫的吧？’

我还是那样，一动不动地看着他。只当他是在跟木头人说话。

‘你在哪个单位，单位里有多少人？’

这可是属于军事机密，打死我也不能说。我嘴巴闭得很紧，毫无表情地与主审对视着。

主审见我昂着头，啥话也不说，对旁边的军人说了一通话，然后，把桌上的皮包一收拾，起身走了。我想他们肯定会动用刑具来逼我回答。可是，那个翻译竟对我说，‘审讯结束，回医院。’我大梦初醒一般，感到有些不可思议，难道他们那么远把我带到这里，就是为了问我这几句话？

回到医院，我心里一直忐忑不安，心想哪天战友或是别人问起我：苏军在审讯时都问了你哪些话？我该如何回答？我要是如实说来，他们肯定会不相信，甚至会对我有怀疑，以为我不肯说实话，想有所隐瞒。

那天，我绝食了，要求能见一下我的那三名战友。自从从列车上下来之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现在我可以下地走动了，很想能见见他们。可是，苏联人对我说他们三人因伤病过重，已不治身亡。我不相信，说他们在欺骗我。可翻译对我说，由于裴映章的脖子被贯穿，伤势过重，没等列车到站就已经没了气息。景长雄是脑部重伤，一直处在昏迷之中，到了医院的第二天就死了。温记者伤势严重，拒绝治疗，临终前还喊着‘打倒苏修，打倒新沙皇！’‘毛主席万岁，万万岁！’的口号。我不知道翻译对我说的话是不是真的，但可以肯定的是他们三人确实已经牺牲了。

和我一起被俘的战友都牺牲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一连哭了三天。可不，在其他三位战友都牺牲后，我再继续活着就是一种耻辱。这些天里我常常睡不着觉，反反复复地思考着这个问题：为什么不让我死去？

苏联人给我做了一个手术，把我嘴边的那块弹片取了出来。手术之后，我一连两三天处在昏迷一般的沉睡之中，大脑中一直混混沌沌，冥冥隐隐，有时觉得自己还在活着，有时就觉得自己已经死去。由于我脸颊上和嘴角处都受了伤，嘴角处刚做过手术，而脸颊与鼻子间还有一块弹片在肉里面，我的脸部肿得很高，痛得要命，常常扰得我大脑死命地跳着发痛。我的右胸被子弹贯穿，伤口严重感染，疼痛得让我浑身发颤。我的伤势还非常地严重，我依然在生死线挣扎着。可这种挣扎太痛苦，太受罪，又太没有希望。

我渴望着死去，因为我不想忍受这种煎熬般的痛苦；因为我一旦战胜了这种伤痛的痛苦，而以后人生的痛苦又该让我如何面对？

我想起了让我看过的那些苏联报纸上的照片，那些照片一直让我感到极大的羞辱与不安。这次参加铁列克提战斗的，光是我们商丘柘城县的新兵老乡就有38人，而在无名高地上牺牲的新兵老乡就有8人。可唯独只有我一人被苏军俘虏。

作为军人，特别是中国军人，被敌人俘虏，这该是一件多么让人不可思议和不寒而栗的事？

记得在上小学时，一次去中学去找我表哥。学校刚好在批斗一名反革命分子。那反革命分子是一个50多岁的干瘦老头。瘦老头被五花大绑着押在主席台的土台子上，头上戴着一个用白纸做的高帽子，身上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投敌变节，背叛革命。

当时，一名戴着红卫兵袖标的高中学生正在发言，揭露他投敌变节的反革命罪行。等那学生发完言，主持会议的红卫兵负责人就质问瘦老头出卖了多少革命同志。瘦老头用向毛主席他老人家发誓的口气回答说，他当时只写了自白书，表示自愿脱离共产党，但绝对没有出卖过任何人。红卫兵主持人说他顽固不化，不肯低头认罪，便飞起一脚踹在了瘦老头的背上。老头一下趴在地上，跌了个嘴啃泥。那个红卫兵主持人非但没有把他拉起来，反而喊起了口号，‘反革命分子不老实交待，就只有死路一条。’台下的近千名师生同时振臂跟着高喊口号。

看着那瘦老头可怜兮兮的样子，我就问表哥，‘这人是谁呀？’表哥问我，‘你知道张国华吗？’我说，‘是不是那个在成都军区当政委的张国华？’表哥说，‘对，就是他。’然后对我说，‘红军在过草地时，张国华是红1军团政治教导大队的政委，这老头就是教导大队的大队长。可是，他们在过草地时遭遇到了敌军的骑兵，在掩护大部队突围时，这老头被国民党骑兵俘虏了，为了活命，老头就写了自白书。特殊时期开始后，这老头在湖南老家呆不住了，就跑到了这里投亲避难。可是，还是被人民群众给揪了出来。’

当时，我就想这老头也真够倒霉了，如果不是让敌军俘虏，他现在恐怕也跟张国华差不多，是哪个大军区的司令或是政委了。

要说被敌军俘虏过的人，我们家旁边的生产大队就有一个，大家都叫他王老头。快40岁了，还是光棍一个，整天孤孤单单，独来独往，没有人搭理他，他也不搭理人家，总是在闷着头吸烟。听说他13岁时就偷跑出来参加了抗日游击队，之后随部队南征北战，杀敌立功，还当上了连长。1950年他入朝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却在五次战役中被俘，因此，回国后不但被开除了党籍，连军籍也没了。所以，在我们的印象中，他就跟投敌叛国差不多。

想到这些，我不禁出了一身冷汗。我真是想不通，为什么那么多的人都牺牲了，却让我活着？为什么不让别的人活着，让我死去？我参军当兵就是为了保家卫国，杀敌立功；我参加这次战斗就已经下定了决心，不怕牺牲，即使战死沙场，为国捐躯，也在所不惜。如果不是昏迷，我肯定会用最后一颗手榴弹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可是，我没有这种机会。但愿战友们和亲人们能宽容我，理解我，原谅我。

这样想着，我眼里噙满了眼泪。

那天上午，苏军人员又把我带到审讯室进行了审讯。他们问了我许多的问题，都是涉及到国家机密的问题。可我只是个十七岁的新兵蛋子，对这些有关国家的军事机密一无所知。而且，就是知道我也不能告诉他们。结果，他们的审讯又是无功而返，毫无收获。在送我回医院的路上，翻译告诉我说，‘你们的总理和我们的总理在参加完越南领袖胡志明总书记的葬礼之后，一同在北京见面了，我们的总理告诉你们的总理说你们有个姓李的士兵还活着，在我们的医院里疗伤，你们的总理就要我们的总理把你放回去。我们的总理已经答应了。再过几天，你就要回国了。’

我们的总理自然是周恩来总理。我一听是周总理在亲自过问我的事，在要求苏军放我回国，我就一下热泪盈眶。我在心里说；敬爱的周总理，我要一辈子感激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