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西乡征地拆迁工作小组正式成立，组长还是由郭伟担任，我是副组长，组员有人大主席朱士珍、乡妇女主任蒲志珍、派出所所长郝强、主管城乡建设的副乡长刘强和企业办的柳月白。
郭伟在地图上画了一个很大的圈，算下来的面积在一百五十亩。按每亩水田三千块、山地一千块的标准补偿给被征地村。征地时间限制在一个月完成，如果需要拆迁的，按每平方两百元标准补偿。拆迁时间在征地结束后两个月内必须结束。
任务一明确，我们所有人都感觉压力很大，要知道农民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被如此低廉的价格征走，失去土地的农民可能会举起反抗的大旗。
郭伟以不商量的态度否决了所有的疑问，同时告诫我们说，征地是政治任务！
任何事，只要与政治扯上关系，就会变得不明不白。政治就是个大染缸，白的进去可能出来一个黑的，黑的进去也可能一身白出来。没有人能说得清政治究竟是什么，但很多人都明白那就是一道高压线，如果不小心触到，可能烧得连骨头渣都找不到。
没有人敢反对政治，反对政治就是反对思想，就是走一条不归路。
郭伟的告诫让所有人都诚惶诚恐，包括我。
农民的思想工作最好做，也最难做。农民只要有一口饭吃，就不会想到还要吃山珍海味，只要有一件衣穿，就不会奢侈到绫罗绸缎。几千年来，只要他们失去了最底的生存保障，他们就会揭竿而起。比如陈胜吴广，比如秋收起义。
郭伟布置了任务后就匆匆走了，剩下我们几个人面面相觑。
我率先开口说：“大家心里都有底了吧？”
朱士珍率先表示一个月时间可能做不到，需要更多的时间去与村民沟通。接下来就是月白，说以前修路，废了她们村不少的地，从来没有要过一分钱，都认为土地是国家的，哪里还敢找国家要钱。现在不同了，村里有些人出去打工，回来说别的地方农民卖土地都发了财，坐在家里吃喝一辈子都不愁了，怕是现在征地，不能与过去相比，恐怕乡政府这点补偿费，村民会拒绝卖地。
月白的担心正是我的担心，郭伟定出来的这个价格事先没跟我商量，他一言堂的直接后果就是小组成员不愿意工作。
妇女主任一副老大姐的样子，笑眯眯地说：“陈乡长，你能力强，你带头，我们几个跟在你屁股后面就是了。”
月白连声叫好。郝强拍拍腰间别着的手枪，打着气说：“顽固不化的，先抓起来再说。”
我瞪一眼他说：“抓人能解决问题？只会激发矛盾。”现在郝强跟我说话，也得小心翼翼，公安部门是双重管理单位，业务属上级公安机关领导，行政还得听我们地方的。毕竟，他们由我们地方财政拨款。
郝强讪讪地笑，说：“穷乡出刁民，千古定律呀。对付刁民，就要用**的手段，还怕他不服？”
我不想过多与他纠缠这个问题，派出所在处理这类事情上，没有乡政府的点头，他们不敢轻易动手。
副乡长刘强苦思冥想半天，突然拍着脑袋说：“柳月白不是老鹰嘴的人吗？她出面，乡里乡亲的，好说话。”
月白一听，急了，红着脖子说：“我不出面，万一不合他们的意，我怕受不起他们的骂。”
刘强打趣着说：“你什么人啊，还怕他们骂？你不骂他们就算烧高香了。”
“刘乡长啊，你的意思就说我是个泼妇呀？”月白眼圈一红，珠泪欲滴的样子。
刘强就慌了手脚，一叠声地赔不是，说自己心直口快，月白不要往心里去。
我打断他的话说：“刘乡长的出发点是好的，方法我觉得也不错。月白同志，征地这事，事关乡政府发展，是全乡人们乃至全省人们的希望，只有搞好了征地工作，乡政府的迁址工作才算是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我的意见啊，由柳月白和蒲志珍主任两人打前站，搞清楚老鹰嘴村民的想法，我们再对症下药，未必就搞不下来。”
我接着安排工作，刘强负责对土地面积的测量和造册，朱士珍主席负责迁坟和拆屋，郝强作为**工具，发现蓄意破坏征地工作的村民，采取教育、训诫和拘留的办法，几管集下，就算老鹰嘴再硬，老子也要敲出一个缺口来。
几个人得令而出，办公室里就剩下月白。
我起身走到门边，探眼四下，乡政府各个办公室都关门闭户，干部们都下乡催春耕去了。就回过头来，看着月白说：“你还有事？”
月白抿嘴一笑，说：“怎么想着把我调回来？”
我严肃地说：“调你回来是乡党委的意见，你有意见吗？”
她看我冷冰冰的说话，本来微笑的面庞凝固起来，仿佛大理石刻成的一般，僵硬了许多。咬着嘴唇，转身要走。
我一把拉住她的手，轻声说：“我叫你回来，有大用。”
“干嘛？”
“乡政府这次征地不是你的主要任务，你主要任务是出任苏西乡合资厂的副厂长。”
“什么意思？”月白惊得长大了嘴。
我一把搂过她来。
月白脸一红，嘴角一努门说：“色胆真大呀，门开着呢。”
我一脚踢上了门。
我的办公室分前后两间，里面一间除了一个文件柜，就只剩下一张木制长沙发。
我半搂半抱把她移近里间，倒在长沙发上。
我头一低，含住她的唇。
“风，怕有人来找你。”她闭着眼呢喃着，手却丝毫也不放松。
“天王老子来，也不开门。”我说。
正在情浓时分，办公室的门被敲响，我一惊，做了个噤声的动作。门外的人敲了一阵，自言自语地说：“刚才门还开着，怎么一转眼就不在了。”嘟嘟嚷嚷地转身走了。
屋里的我们相视一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