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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书评有朋友询问关于对联的问题，我找了些资料整理了一下，细读一下很有意思，发给大家看看，转自赵雪松写的中国历史人物对联的研究

1、作为国粹的对联

对联，和律诗、京剧一样，都属于中国文化的“国粹”。之所以说其是国粹，系因为它仅仅为中国文化所有，是中国人民（包括普通劳动者和知识分子）在长期的文化建设、文化传承中创造、发展和不断完善的文化样式；它与中国的经济环境、社会生态、精神品格、民族心理以及民风民俗、文化基因等等有着紧密的、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中国这块土地滋养出的、别开生面、独具特色的花朵。外国人对于中国的国粹，可以通过不断的熏陶由陌生、隔膜到接受、欣赏，甚至可以通过不断的欣赏和把玩之后模仿和学习。但这种模仿和学习也必须是以纯粹的中国方式来进行，一旦脱离或者抛弃纯粹的中国方式，则无法进入这类文化符号，更惶论运用之了。所以，我们可以这样来说：任何外国人，无论他对于中国的国粹熟悉到什么程度，都不可能将其移植为他国的文化样式，更不能使之与其他国家的文化融为一体。这是因为，如对联、律诗和京剧一类国粹，且不说它们形成的文化心理和民族情结，仅仅是它们使用的方块汉字和读音方式，所谓骈联对偶，所谓字正腔圆，即为任何一种中国文化之外的语言和文字无从参照、无从拟仿。

国粹，按照“五四”时期一些学者的观点，即指其为国家文化之精华。鲁迅先生曾说：“照字面看来，必是一国独有，他国所无之物了。换一句话说，便是特别的东西……”但是在当时那个国难深重的年代，鲁迅尤为希望的是国家的变革和振兴，是整个社会的摧枯拉朽，除旧布新，因此对于学者们两耳不闻窗外事的“整理国故”、“保存国粹”的口号和行为十分不以为然。他讽刺道：“……但特别未必是好，何以应该保存？”在他眼里，诸如蓄辫、缠足、鸦片、麻将在中国都是“特别的”事物，因此，鲁迅先生在其杂文中，将“国粹”作为一个带有辛辣讽刺性的贬义词来使用。如今，如蓄辫、缠足一类封建时代腐朽落后的民族习俗早已经随着那个时代的没落与灭亡成为不再复现的历史遗影，新时代、新世纪的中华文明和中国文化的建设，需要我们对古今中外的优秀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进行有容乃大、兼收并蓄的学习、借鉴和吸纳，并将其作为符合新的文明和文化建设需要的健康因子，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而作为“国家文化之精华”的国粹，正应视为这类因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人曾说，中国有三大国粹，曰中医、国画和京剧，也有人将中国国粹归为四大类，而这四大类在不同的人那里项目又有所不同。比如有的人在上述三大项中加上烹饪；还有的人则加上武术……除此之外，也有人将春联、诗词、剪纸、谜语、相声、书法、民族服饰等等统统列入国粹的范畴。要是按照前面“独有的”和“精华”这两项定义，以上所列其实均可当之无愧地跻身国粹行列。

中国的国粹既是我们这块土地上长期的历史文化生态中所孕育和形成的文化样式，要对之继承、发扬和光大之，则必不可少地要对其进行广泛、细致和深入的研究，包括其萌生、成型和发展的渊源及脉流……对于对联的形成、发展及其特征，人们其实探之已久，论之已详，凿凿之据，让人开悟。然笔者从事对联写作和研究若干年，在吮吸方家成果，借镜他人观点的基础上，亦形成有自己的一些浅陋看法，愿不揣冒昧，录之笔下，以切磋、就教于同好。

2、对联的起源

关于对联的起源，说法不尽一致。有说起于明代的，有说起于五代的。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古今对联集锦》在探讨对联起源上，有着较为完整的归纳。该书中说，早在秦汉以前，我国民间就有过年时在家门前悬挂桃符的习俗。所谓桃符，即把传说中的降鬼大神“神荼”与“郁垒”的名字分别书写在两块桃木板上，然后挂在左右两扇正门上，借以驱邪避鬼，这种习俗一直持续了一千多年。直至五代时期，喜好文学，附庸风雅的后蜀末代皇帝孟昶对于每年在宫门上仅仅题写两个大神名字的老一套做法感觉不爽，他想来一点新鲜的创意。于是，“每岁除（每到年底的时候），命学士为词，题桃符，置寝门左右。”这些词是些什么词，史书没有记载，但后人可以猜想出，那该都是些有情趣、有文采的辞藻，而不再仅是干巴巴两个神仙的名字。孟昶亡国的头一年，即公元934年春节之前，他创作了被称做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副春联。《宋史·蜀世家》：“末年，学士幸寅逊撰词，昶以其非工，自命笔题云：‘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孟昶与南唐后主李煜一样，都将祖上传下的国家亡于赵匡胤之手，孟昶亡国还早于李煜整整三十四年。李煜作为亡国之君，却写下了足以流传千古的流丽词章，孟昶缺少李煜的才气，写不出那种光照千古的东西，他平庸的想像力也只能在雕章琢句上下点功夫，但正可谓“无心插柳柳成荫”，他那两句意思干瘪的联句，竟开创了中国文学中的一种新的文体。赵匡胤亡了孟昶的国家，而孟昶所倡导的贴春联的习惯，却成为宋代以后一项不可缺少的民间传统。有王安石的诗为证：“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桃换旧符”。王安石这首诗歌题目叫《元日》，也就是今天所谓大年初一的意思。诗中纪录了当时老百姓过春节，依旧是按照流传了多少年的习惯，在自家门前挂上桃符。不过，依照《古今对联集锦》作者的理解，王安石诗中的桃符，应该已经是新式的春联而非旧式的桃符了。只是在王安石那个时代，春联这个名称还未正式诞生，因此人们仍然按沿袭的习惯将它称为“桃符”罢了。

春联这一文学形式被官方正式肯定，当在朱元璋当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定都金陵，为了体现普天同庆的意思，除夕前，命公卿士庶人家门前均须加春联一副，且亲自微服出巡，挨家挨户观赏取乐。到他这时候，已经不像孟昶那样，只顾着自己“纳余庆”，只在自家门前张挂佳词联句，而要大家跟着他一起来凑热闹了。而且，原先或画或写，用的是桃木板，到了这个时候，也终于改换成为红纸了。自此，对联便正式登堂入室，成为士大夫乃至民间百姓所喜爱的一种文学样式，流传至今。有关朱元璋和对联的故事，《簪云楼杂说》有这样的记载：

春联之设，自明孝陵方（始）也。时太祖都金陵，于除夕忽传旨，公卿士庶家门上须加春联一副，太祖亲微行出观，以为笑乐。偶见一家无之，询知为阉豕苗（即猪崽）者，尚未倩人（请人代写）耳。太祖为大书曰：

双手劈开生死路，

一刀割断是非根。

投笔径去。嗣太祖复出，不见张贴，因问故。答云：知是御书，高悬中堂，燃香祝圣，为献岁之瑞。太祖大喜，赍银三十两，俾迁业焉。

该书所记，流传日久，真伪难辨。朱元璋当皇帝前，未曾读过几天书，定都南京后，倒是学了些东西。但其有过人智力，偶发灵感，误打误撞写出这么一副差强人意，略胜于顺口溜的对联也未可知。但自此对联成为民间过年的一项重要习俗，却是不容置疑。

3、对联的前身（之一）

每一种文学样式，其缘起都不会是凭空产生，一般而言，都须凭借某种“范式”——这里暂且借用一个哲学概念以表述笔者的意思——来作为自己孕生的母体，就像小说孕生于话本，宋词孕生于唐诗，而元朝小令又孕生自宋词……那么孕生对联的母体是什么呢？有人说和宋词一样，它的前身是唐诗，的确有一定道理。

首先，对联的起源和唐诗繁荣的时代非常接近。前面提到了，第一副春联出自五代后蜀国君孟昶之手，其时离唐朝灭亡不过三、四十年。唐代乃中国诗歌史上一个伟大的高峰，那时的诗人如恒河沙数，不可胜记；仅留存至今的《全唐诗》收录的诗歌就达48900余首。从初唐、盛唐、中唐一直到晚唐的两百多年间，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诗人，他们像天上的恒星一样一直照耀着我们这个古老的国度，如陈子昂、王勃、张九龄、孟浩然、王维、贾岛、李白、杜甫、韩愈、柳宗元、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以及温庭筠等等，有些伟大诗人的诗歌作品甚至到了只要有水井的地方（也就是说，只要是有人居住的地方）就有人传诵朗读的程度，可见唐诗的覆盖面和影响面非同一般。唐朝灭亡之后，国家陷于分裂之中，于是有五代十国的兴起。朝代变了，那一度精力弥满，弘强大气的唐代诗歌精神也走向式微，但是，一种已经定型的文化样式却没有随着社会的改朝换代而发生变化，唐诗依然在原先的中国版图之内，在五代十国这几个走马灯般新起的国家内流传，并在以后的发展中，逐渐随着时代的演变而演化。《全唐诗》实际上收录的不仅是唐代的诗歌，五代诗歌也包含在内，正说明了五代文学与唐代文学的密不可分的关系。孟昶那两句于无意之中开创了新的文学样式的对联，可以说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

其次，对联的形式受唐诗影响很深。唐朝是中国一个新的诗歌样式——律诗完全成熟的时期。在唐朝之前，中国的诗歌也有着一定的格式，但毕竟不够严密、不够规范，无论是诗的长短、韵律和对仗等方面，都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矩，诗人在写作时，只是遵照一个约定俗成的习惯，却没有一个统一不易的尺度。正是从唐诗开始，中国的诗歌进入了一个讲究规则和法度的“格律”时代。唐朝的格律诗，一般而言分为四种：五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律诗、七言绝句。这四种形式的诗歌，不仅在字数、句数上有一定之规，还包括严谨的对仗和押韵，而对仗又包括词性的对仗和音韵的平仄对仗。尤其是律诗，总共八句诗中，又分为两两相匹的四个联句，曰首联、颔联、颈联和尾联。颔联和颈联的写作要求最为严格，连一句之中哪几个字用平声、哪几个字用仄声都有明确的规定，如有的句子应“平起仄收”，有的则应“仄起平收”等等。唐诗的这些特征，不仅影响到后世的词、曲、小令的创作（后代诗歌史的研究者就有把词、曲等等也称作格律诗的），当然也影响到对联的创作——对联创作中必须恪守的“对仗”可以说直接来源于唐代的格律诗，如民间在对孩童进行对联写作的启蒙时，就采用这样的“口诀”，所谓“风对雨，夏对秋”等等，这类启蒙，告诉孩子的是，对仗既包括词性和词义上的，同时也包括声韵上的。如“风”和“雨”都是表示自然物像的名词，而声调上，“风”是平声，“雨”是仄声；“夏”和“秋”都是表示季节名称的名词，“夏”是仄声，“秋”则是平声……

对联的写作，虽然受唐代律诗影响很大，但也不能不看到，它实际上也受到唐以前各种诗歌形式的影响。最明显的例证就是它的句式绝对不局限于五言和七言，而是从两言到七言乃至多言的均有。并且，它通过组合诗歌的各种句式，甚至创造出多达百言的长联，而百字长联的迂回曲折，摇曳多姿，竟能容纳一首普通的诗歌所不可能包容的丰富的生活内容和思想感情。

笔者所见到的最短的对联为两言对联，如明成祖朱棣与翰林学士解缙两人合作的对联：

色难；

容易。

朱棣在读书时，读到书中有“色难”二字，认为这两个字很难找到与其相对的词汇，没想到解缙当即回答说：“容易”。解缙的回答包括两层意思，一是说“色难”一词不难对，二是“容易”本身就和“色难”形成工稳的对仗。“色”和“容”都是指人的面貌而言，而“难”和“易”则正好是一对相匹配的形容词。

而最长的对联则已经不好统计。自从清人孙髯翁所做的180余字的《昆明大观楼长联》问世以来，模仿者层出不穷。从清代直至现代，早已经有人创造出200多字甚至上千字的对联。今人华武所写的赞长城联，总计字数达1000字，该联曾获得1985年春节全国征联奖。而与孙髯翁同为清代人士的钟云舫的题四川江津临江楼联更是长达1612字，简直相当于一篇文章了。

从以上两副对联可以看出，对联的句式，其实已经大大超越了唐代律诗的体例，甚至超越了历代诗歌的句型模式。后世的对联，不再仅仅是诗歌的延展，它在句式上还吸收了散文、骈文、宋词、元曲以及民间俗语、口语……的成分，连语气助词和虚词——甚至还有象声词——都可以随需要纳入对联写作之中。因此，孟昶写的第一副对联或许在形式上直接来自于唐诗，但随着对联这门艺术的成熟，它就有了众多的“前身”，兼收并蓄而后自成风貌，不能再将其仅仅看做是唐诗的变种了。这里将收集到的几个例子提供给大家，以佐证笔者所言不虚。

站住！你背地做些什么？好大胆，还来瞒我；

想下！俺这里轻饶哪个？快回头，莫去害人。

——城隍庙对联

所谓城隍，是过去迷信当中主管城池的神，相当于知县或知府老爷在阴间的投影。过去，官府老爷的主要职责之一是断案，城隍老爷也是如此。民间百姓又认为，凡是神都有知晓常人所不能知的事情的能力，官府老爷断案，或许因无法知晓人们暗中的行为而断不清楚，但城隍老爷却能够无所不知，哪个要是想瞒着他背地里做坏事是行不通的。该联借用城隍老爷的口吻，警戒那些心怀不轨的人，莫要暗存侥幸。须知，要想神不知，除非已莫为。而在语言上，这副对联正是运用了民间口语化的形式，以俏皮、滑稽的特点，展示出对联在语言风格上的不拘一格。

哼，贱妇愚哉，非吾直上青云，何来彩电！

呸，莽夫谬矣，是我亲缝绿帽，始有乌纱。

该联以一对夫妻凭借色相和裙带关系捞官职、贪财贿的丑陋嘴脸刻画出来，有剖皮析骨、入木三分之效。上下联的第一个字就是以语气词来开头，以加强表现效果的。

再看使用语气助词的对联：

逞披发仗剑威风，仙佛焉耳矣；

有降龙伏虎手段，龟蛇云乎哉。

仅仅20几字的对联，竟然共使用了六个语气助词。

由此可见，对联的前身绝对不仅仅局限于唐诗。随着对联这种艺术形式在实践中的不断发展，它早已经有了包容万象的能力，也正因为此，它才能茁壮地成长为一门独立的文学艺术样式。

二、关于历史人物的对联

1、历史人物对联的分类

前面说了，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联是对联当中十分重要且数量很多的一类品种。因其重要，所以自有对联以来它的存在就绵绵不绝，且令人心仪；因其量多，所以收集起来几乎不可能将其穷尽。而这类对联，无论从写作上，从风格上看，都存在着许多差别。关于历史人物的对联，在许多种类的对联当中都可能出现，比如梁章钜《对联丛话》中所说的十类对联中的故事类、庙祀类、廨宇类、胜迹类、佳话类以及哀挽类等等。而上述类别中所出现的历史人物的对联，多数属于介绍生平、褒扬事迹、歌颂功德的。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联与之有不同之处。比如有些以怀古方式出现的对联，虽常有歌颂、感叹与追怀之意，但主要意图却是借古人之酒杯，浇自身之块垒，也就是说，作者凭借前人（或他人）的故事，写出个人一己的情绪。当然，个人的情愫未必就与时代、与社会无关，在许多对联中，抒发个人感情的对联其实也同样包含了或忧国忧民，或感时伤事，或抱负深重，或志气飞扬等等让人感动的境界。许多自题自勉的对联，常常借历史人物的史实故事来喻志抒怀，多属此类。还有不少人物对联，其中未必含有多少高远的意境，但却通过奇特巧妙的艺术手法，滑稽幽默的表现方式，成为令人喜爱的谐联趣对。除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人物对联同样也可以像其它对联一样，采用一种批判性的立场，对那些历史罪人、*佞之辈进行尖刻、辛辣的讨伐、针砭、讽刺和嘲骂；而对于并非大*大恶，却有悖常理人伦，有违风俗道德之人，亦可劝谏之、讥笑之、责难之。

不过，从历史人物对联的分布来讲，人们最常见到的，是保存于众多的名胜古迹当中的那一部分。名胜古迹，多有古人留下的遗踪，这些地方，一方面可以揽胜，另一方面可以怀古。而怀古的最重要内容之一，自然是对古代名人事迹、情操和精神的追念。名胜古迹当中，大量的是纪念古人的庙、堂、亭、阁、宫、祠、馆、园、楼、台、廊、寺等等，还有墓、坟、碑、碣之类——这也是区别于世界任何国家的中国特色。这些地方所留下的古人遗存，所纪录的后人的怀想几乎无处无之。可以说，中国的古代文化精神，在很大程度上靠这些古代遗迹保存下来，而这些地方所张贴、悬挂的对联，也是经历过多少年代才逐渐积累和丰富起来，并起到了对于中国古代文化和文明的介绍、宣传与弘扬的巨大作用。我们可以毫不犹豫地说，在中国的国粹——对联文化中，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联是其中最有价值，也最有意义的部分，也是我们研究对联时最不该忽视的部分。

既如前面所言，关于历史人物的对联无论从形式到内容上都各各存在诸多特色，那么我们在研究这部分对联的时候，也肯定有必要先将其分类细划，以便诠识辨悟，以察其究竟焉。

历史人物的对联，我以为大致可以分为如下几类。一是以介绍事迹，褒扬功德，赞颂精神为主的；二是借古抒怀，以史喻志的；三是借历史人物为名，来表现作者的谐趣、机智和巧慧，颇具文学特色的；还有一类就是批判与嘲讽性质的。为了下面行文的方便，我对这四种内容不同的人物对联分别给予特定的名称，将包含第一种内容的人物对联称为“祭奠型对联”（也可以称之为“纪念型对联”），把第二种称为“喻志型对联”；把第三种称为“巧智型对联”；把第四种称为“嘲讽型对联”。这仅是对历史人物对联的一种分类方式。除此之外，还可以根据对联所反映的对象，将它们做这样两种区分：甲、以先辈（或长辈）为对象的对联；以平辈为对象的对联；以晚辈为对象的对联。乙、以他人为对象的对联；以自己为对象的对联；同时以他人和自己为对象的对联；丙、以单人为对象的对联；以两人为对象的对联；以多人为对象的对联。

这几种分类，其实是交叠的。在所有的历史人物对联当中，范围最广，数量最大，意义也最为重要的是祭奠型对联（而祭奠型对联又多以先辈、以他人和以单人为对象），所以本书将对这一类对联进行重点研究和分析。

2、祭奠型人物对联（之一）

中国有五千年的文明史，在中华大地上，随便走到哪一个地方，都可以探寻到前人留下的遗迹。他们在多少年、多少代之前，就在这块养育了一个古老民族的土地上生息。他们的肉体早已不在，但他们的心灵，他们所创造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直存留至今，成为我们承绪、发展和不断进步的依据。他们茹毛饮血的发端，筚路蓝缕的开拓，含辛茹苦的延续，艰苦卓绝的成功与创造，无不在我们民族的血脉里留下深深的烙印，他们其中一些人的名字甚至成为了一个民族的图腾与象征。“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他们毫无愧怍地成为后人的楷模、典范和榜样。永远记住他们的名字，就是永远不忘民族的根，就是要永远传承那坚忍、刚健、顽强和忠诚的基因，永远光大那浩瀚、博大、正直和弘毅的精神。

这块土地是这样古老和久远，历史的遗迹又是如此地众多，以至在全国每一个省、每一个市甚至每一个县，我们几乎都能找到祭奠先人的场所。这些场所中，所有那些能够让人们公开祭奠的地方，供奉的都不仅仅是一家一门的祖宗和上辈，而均是在历史上有所创造，有所建树，有恩泽施于地方，有功劳行于民众，足以在青史上留下姓名的人物。人们建立这样的场所，固然是为了让自己的情感有所托付，同时更是为了让一种伟大的精神扎根于土壤而恒久永驻。从陕西的黄帝陵到湖南的炎帝陵，从洞庭湖畔的屈子庙到成都郊区的杜甫草堂，从合肥的包公祠到西湖的岳飞墓，再到现代的中山陵和黄花岗烈士墓……这些胜迹，这些遗址，这些历史人物留下衣冠、留下足迹也留下风骨神韵的地方，都成了吸引游子旅客、凝聚后辈子孙的圣地。人们在这里留连驻足，睹风物而思先人，他们所感受、所吸吮的，又何止是一时一刻的心灵震颤和此情此景的审美愉悦？这类经历，这类体验带给他们中许多人的，将是一种刻骨铭心的、永恒的启迪、教育和感念。那么，催生这种心灵震颤、审美愉悦和深刻的启示、巨大的教育与永恒的感念的，除了祭奠场所的其它内容外，那些不可或缺的人物对联所起到的作用，当是不应该轻视的。

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先生曾替青城山这里撰写了《青城山古黄帝祠》对联，现抄录于此，与读者共享：

启草昧而兴，有四百兆儿孙飞腾世界；

问龙蹻何道，是五千年文化翊卫神州。

对联作者于右任先生是清朝光绪年的举人，也是最早的同盟会成员之一。他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革命，反对帝制，在国民党中威望极高，先后担任过南京临时政府交通部次长、国民联军驻陕总司令、国民党政府审计院长、监察院长等职。在这副对联中，于右任先生赞颂了我们中华民族传说中的始祖黄帝开混沌，刈草莽，启蒙昧的不朽功德，且以仅仅五个字便概括之。然后，从五千年文明的生发演化皆肇始于斯的宏观角度，将炎黄子孙对煌煌先祖的敬仰之情和继承之志，以充满自信与豪迈的语调表现出来。

人们如果到四川旅游，其旅游路线一般是这样的：从成都出来，便可上青城山。然后，往都江堰观看这座修建于2000多年前，属世界水利史上最早、也是最伟大的工程，同时参谒二王庙。

二王庙，位于都江堰岷江东岸的玉垒山上，是为纪念秦国蜀地郡守李冰及其儿子二郎所建的祀庙。该庙原建于南北朝时期，初名崇德祀，宋代以后，封建王朝统治者敕令追封李冰父子为王，遂改称二王庙。岷江一带的川西平原在未修建水利设施以前，一直受到水患危害，灾害频仍，谷物不收。自从李冰设计并带领民众修建了都江堰之后，这里成为不惧水旱、旱涝保收的千里粮仓。四川被后人称为“天府之国”，都江堰的功绩首当其冲。都江堰所处的位置本来是非常难以修建水利设施的，尤其是在当时落后的生产和工艺条件下。李冰提出的治理方案是“深掏滩，低作堰”，经采用这一方案修建的都江堰从那时起，毫无损毁地保存和沿用到今天，为世界历代水利工程之仅有。在这座祀庙里，有一副对联：

一门两禹；

六字千秋。

这副对联非常简练，但所表述的情义却非同一般。上联称赞了李冰父子二人治水的功绩，将其与传说中的大禹相提并论，赞誉之高，无以复加。下联则具体评论了李冰的治水经验，认为他提出的“深掏滩，低作堰”的方法已经经过了千年的考验，还将继续流传下去，遗惠于子孙后代。这副对联是以李冰父子两人为对象的对联，这在祭奠型对联中不为多见。有人评价这副对联的特点是：简明扼要，易读易记。笔者认为它最主要的特点还是高度概括，评点精当。

从上面所列举的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祭奠型人物对联的确是表达人们对先祖、先辈中不朽人物的景仰心情的一种最佳方式，而且从字里行间渗出的情感，饱含了庄严和庄重，虔敬和尊崇这样几个特点。

在中国古代，人们将救死扶伤，替人治疗身体疾病的人称为医生，借此引申，又将那些具有治国安邦之才，能够替陷于内忧外患的国家排忧解难的人称为“医国手”。华佗的更高理想是当一个医国手，所以《后汉书·华佗传》说他“耻以医为业”——这使我们想起了鲁迅。鲁迅当年赴日本留学，正学的是医科。但他在目睹中国因落后而受尽帝国主义侵略的种种事实之后，毅然放弃学医，转而走上以笔为枪的“呐喊”之路，要诊疗中华民族沉疴深重的心灵。

神农尝百草，是中国远古时代的一个动人传说。正是他亲口尝过百草之后，才发明了中医药，为中华民族创造了宝贵的医学遗产。但神农的功劳还不仅于此，他还是农耕文明的创立者，促使人们由采集渔猎步入到农业生产的生活方式。

正是如此丰富和深刻的背景，烘托了这副对联所要表达的主题。该联尽管文字十分浅显，但它的确传达出一种宏大的意境，让人读后顿生敬仰之意。

再举一个例子，巩县杜甫墓前的一副对联。

歌吟总带忧民泪，

颠沛仍怀爱国心。

杜甫，是唐代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中国诗歌史上最灿烂耀眼的一颗巨星，被后人誉为“诗圣”。前面说过，他的诗歌作品特色鲜明的一点就是恪守严谨的格律。他自己写诗，总是反复推敲，一定要找到最满意的词句带才行，绝不会稍微马虎敷衍。“语不惊人死不休”，这句著名的话，就是杜甫对自己写作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对自己创作过程的自觉要求。但是，人们之所以推崇他的作品，更主要的一点是，他的作品始终把对时代的关注和对人民的关怀放在首位。他生当大唐帝国从开元盛世朝着安史叛乱，天下分崩的局势转化的时代，历经了战乱的颠沛流离，饱尝了人间的各种苦难，看尽了民众所遭受的困顿，因此，他的诗歌，尤其是中、后期的诗歌作品，真实地纪录了当时的所见所闻，将兵燹战火对社会造成的巨大破坏、给人民带来的深重苦难以及自己感同身受的深切忧患情怀尽皆倾注于笔端，而这些感人的笔触深深地打动了同时代乃至后世每一个读者的心灵。正因为这一点，杜甫的诗歌被人独一无二地称做“诗史”。“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杜甫：《自京赴奉先咏怀》）。读到这样的诗句，谁不会热泪盈腔，感慨系之？这副对联的作者并没有将杜甫的生平经历和诗歌成就做丝毫的介绍和夸耀，而是直截了当地对他的诗歌本质做出高度概括，由此凸现出他作为一个忧国忧民的“人民性”诗人的高大形象。

巩县杜甫墓前还有另外一副对联，在写作手法上与此相同。

以忠爱为心，国步多艰，匡时句出惊风雨；

为生民请命，痌瘝在抱，警世诗成泣鬼神。

这副对联立意上与前一副对联有异曲同工之妙，但笔墨更浓烈，感情也更沉郁。联句中化用了杜甫本人的诗句：“落笔惊风雨，诗成泣鬼神”，因此更突出了杜甫作为“诗圣”的特点。

2）引述生平，宣传业绩

这一类人物对联，用现代文艺理论来解释，就是具有“写实”的特点，也就是说，作者会将撰主独特的经历和事迹在对联中具体展现出来。但是，对联毕竟不是报告文学，也不是小说，它是受到严谨的格式限制的“诗歌的变体”，因此在表现撰主的个人经历上必然与散文体的其它艺术形式（包括小说、报告文学和一般散文）有着巨大的区别。由于受到篇幅和格律的限制，它在展示对象的事迹方面，只能以高度概括的方式，拣精撮要，画龙点睛，将人们所熟悉，同时又是撰主生平当中最典型的事件概述之。当然，引述生平，宣传业绩并非就事论事，而是要借此形成对撰主的肯定和推崇的意思，因此，对联写作者有时会在介绍撰主个人业绩的基础上，加以适当的评点议论，籍以提升对联的气势、品格与境界。下面我们来看一看这一类对联。

三顾感殊知，西取东和，远谟早定三分鼎；

两川臻大治，南征北讨，遣表长留两出师。

——成都武侯祠对联

诸葛亮（181——234），三国时期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字孔明，琅邪人。

上述对联，恰恰把诸葛亮一生中一些最重要的事迹概括其中，使读者如揽诸葛武侯（诸葛亮受刘禅之封为武乡侯，后人简称为武侯）轰轰烈烈，开基拓业的平生，如睹武侯兢兢业业，勤于王命的身影。

这副对联，纯粹是一副写实的对联，联中仅仅把诸葛亮为人熟知的几项主要功绩开列出来，并未加半点评议。但由于诸葛亮那光照千秋的形象早已经深入中国普通百姓的心目当中，所以只要提起他的事迹，就足以在人们脑海中产生一种高大和圣德的联想。

再举一例类似的对联。

儒术岂虚谈，水利书成，功在三江宜血食；

经师偏晚达，专家论定，狂如七子也心降。

这是清代著名大臣林则徐替归有光祠所写的对联。归有光是明代著名的学者和散文家，曾长期在嘉定安亭江上讲学，后人在县内替他立有祠堂。归有光出道很晚，六十岁的时候才中进士。但他在文学上的贡献很大，一度大力提倡唐宋古文，反对当时占据文坛的“后七子”们一味模仿秦汉时期的文法，导致文风僵化的做法。清代著名的“桐城派”散文亦颇受其影响。林则徐认为，归有光的贡献并非仅局限于学术和散文创作方面，他曾写过《三吴水利录》，对治理江浙一带的水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仅此就应当受到人们的祭祀。而他在散文理论上的贡献，就连受到他指斥、声誉很大的“后七子”也不得不心服口服（“后七子”领袖王世贞在归有光去世后曾作《归太仆赞并序》，对之大加褒扬）。

这副对联总体上讲也属于“评功摆好”的“写实”性作品。30几个字的对联，简略如同一首诗，却从总体上将归有光一生的主要经历和事迹概括其中。上联末尾的“功在三江宜血食”略带评点的意思，但却并未影响全联的基本风格。

（3）弘扬品格，彰显精神

这一类的对联，依笔者自己创作对联的经验，较之宏观定型或宣传业绩两类对联在写作上要更容易一些。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宏观定性类的对联，需要从整个历史、整个时代以及整个社会的全局去寻找坐标，其包容性和涵盖性非常强，如果写作对象没有这么高的历史地位或者对联作者自身达不到把握历史时空的境界，则无法从适当的高度来看待撰主，当然也就无法写出高屋建瓴的作品。至于宣传业绩性的对联，固然可以平实的方式去切入，但一方面需要作者具有对撰主事迹的高度的概括能力，另外，如果撰主事迹早已为一般人所知悉，则难以达到出新的目的，易给人以陈旧感。而弘扬品格，彰显精神类的对联，立足点可高可低，概括面可宽可窄，切入角可深可浅，或举一反三，或以虚带实，或从小见大，总之，要能反映出对象的精神面貌即可。

再看一个例子。

狂到世人皆欲杀；

醉来天子不能呼。

这是一首赞颂李白的对联。李白，和杜甫一样，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诗人，文学史上，人们将他们二人并称为“李杜”。杜甫被后人称为“诗圣”，李白则同样有着“诗仙”的美名。李白天资聪颖，才华早露，博学广览，且好行侠。他的诗歌雄奇奔放，瑰玮豪迈，充满丰富的想像和浪漫的色彩，年纪轻轻的时候，诗名就惊动海内。但是，李白生性高傲，蔑视权贵，甚至连皇帝的宠妃与朝廷的重臣也不放在眼里。他的狂放不羁，他的傲岸秉性让一般的世俗之人直至王公大臣们心怀嫉妒，不能容忍。杜甫对他的才华最为崇敬，在自己的诗篇中写下不少同情和赞扬李白的句子。如他的《不见》一诗中写道：“不见李生久，佯狂真可哀，世人皆欲杀，我意独怜才”。而他的《饮中八仙歌》则以夸张的笔调传达了李白的个性：“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这副对联化用了杜甫的两句诗，偏偏是这两句诗，最为典型地体现了李白才高傲世，同时又为世所难容的个性品格。上面那首《关帝庙联》是从高处、大处着眼，颂扬关羽的精神和品德，而这首写李白的对联就仅仅是从主人公的某种个性特点出发，来衬托李白的人格魅力了。

4、巧智型人物对联

巧智型人物对联在有关历史人物的对联中属于比较特殊的一类。它不像一般的人物对联一样，每每寄兴托志，咏事抒怀，总是要表达一点个人的内在情绪。许多这一类对联，往往仅是借助对联这种形式，来表现某种智力上的灵巧和聪慧，所以，它们十分讲究的是一种外在的东西，比如：句式的奇特、韵律的变化、词义的巧合等等。它们向人们展示一种耳目一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非关情感，非关寓意，仅仅是为了让你享受到一种近似于体操表演高难度动作的魅力。

有一副曾经被广为传播的对联，可以看作这一类对联的典型。

两船并行，橹速不及帆快；

八音齐奏，笛清难比箫和。

据说，此联是一名文官和一名武将在一起饮酒时所作。文官武将相互夸耀自己的重要性和功劳，于是引用历史上的人物作为佐证。武将口吟上联，说道：“橹速不及帆快”。从字面的意思上看，这名武将说的意思是划船的时候，用橹不如用帆来得快，因为船帆是可以借助风力的。这里，他使用了语音双关的方法，借谐音来表达他真正的意思。其真正的意思是：作为文臣的鲁肃，作用比不上作为武将的樊哙。鲁肃是三国时吴国的名臣，在曹操率80万大军南下，大臣们纷纷主张投降之时，他与都督周瑜一起，力劝孙权与刘备联合，抵御曹军。结果赤壁一战，孙刘联军大获全胜，为三国鼎力奠定了军事上的基础。其实，鲁肃也曾担任过武将官职，在周瑜死后，他还接任了周瑜的职务。但毕竟他不是习武出身而是读书出身，因此那名武官仍把他看做文臣。至于樊哙，则是秦末刘邦手下的大将。鸿门宴上，项羽的谋士范增企图借宴会上的机会除掉刘邦，命项庄以舞剑为名，寻找下手的时机。樊哙看出范增的意图，持剑闯入营帐，救出刘邦。后来，又辅佐刘邦击破臧荼、陈以及韩信的叛乱，功高勋大，一直当到左丞相。丞相一职，其实也是文官，但樊哙一生经历却是典型的武将经历，所以人们一直把他当作武将的典型。鲁肃和樊哙是不同时代的人，将两人功劳和作用相互比较，这有点像候宝林的相声《关公战秦琼》一样，有些风马牛不相及。但为了争胜，也就不妨这样一比了。面对武将的自夸自诩，文官当然不服，于是对出下联，以反驳武将的论点。文官说：“笛清难比箫和”，从字面上看是说笛子的声音不如箫的声音好听，但实际上，他也是借用了语音双关的手法，将历史上两个人物生拉硬拽扯到一起来做比较。萧何，是刘邦最重要的谋臣之一，与张良、韩信一齐被誉为“汉初三杰”。楚汉战争期间，他推荐韩信为大将，为刘邦谋取到了最出色的军事人才。作为丞相，他留守关中，为前方战争提供后勤支援，保障了战争的胜利。后来在平定诸异姓王的叛乱中，他出谋划策，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狄青，是北宋时期的大将，行伍出身，从士兵一直干到大将乃至副宰相。在北宋对西夏的战争中屡建大功。那个文官，也是借用典故，来抬高自己，贬低对方。这副对联从创作动机上和主题上看，都并不怎么“深刻”，但其形式上的巧妙却给人以生动灵活机智幽默的趣味，而且在我们所举例的对联里，是第一个以多人为表现对象的对联。

阮元何故无双耳；

伊尹从来只一人。

这副对联的作者之一据说是清代的乾隆皇帝。乾隆下江南时，路上遇到一个少年，觉得他聪明伶俐，便想考核考核他的智力。他先问少年的姓名，少年回答说叫阮元，乾隆灵机一动，马上想到这句的上联。“阮”和“元”这两个字，从字形上看有相似之处，就是都有一个“元”字。但又有不同之处，就是“阮”字还带有一个耳朵旁，而“元”字则不带偏旁。他出了这句上联，本以为可以难倒少年，因为这样一种以人名为内容的对联，要找到恰当的对应格式的确是不容易的。没想到少年只是略加思索，便应答出了下联。下联中的伊尹，是商朝时期的一个人物。他本来是一个奴隶，为有莘氏之女的陪嫁之臣，名字叫做尹。后被商王发现他过人的才智，便将他擢拔起来，担当“伊”的职位，委以国政。在他的辅佐下，商汤攻灭夏桀，取得了中原地区的统治权。那么，“伊”、“尹”两个字从字形上看，与“阮”、“元”二字有异曲同工之妙，“伊”字带有单人旁而“尹”字不带偏旁。因此，“阮元”与“伊尹”相对，便显得珠联璧合，工稳得当。

上面两副对联都是古人所写，说明了古人在运用对联的技巧上的娴熟与创造性。当代人写对联，也有不逊于古人者。请看下面的对联。

太白贪杯李悦酒；

本初讨逆袁扩城。

仔细分析这副对联，其中所含的机关其实比上两副对联要多得多。

李太白，即唐代大诗人李白，上联把他的名字拆开后嵌在了联句当中。袁本初即东汉末年的大军阀袁绍。下联也和上联一样，将其名字分拆后嵌入联中。上、下联在此成为对偶。李白非常好酒，杜甫诗中曾说：“李白斗酒诗百篇”，而李白自己的诗歌更是夸张，说“百年三万六千日，一日须饮三百杯”。所以对联作者说他“悦酒”是自不待言的。而袁绍曾率先起兵讨伐篡夺汉室政权的董卓，并借机扩充自己的地盘，一度占据了冀、青、幽、并四州。说他“扩城”（扩充城池），也不为过。这副对联的机关还不仅于此，它还以谐音的方式，暗含了今人的姓名在内。李月久，辽宁营口人，中国体操队的体操名将，曾获得过世界冠军。袁阔成，也是辽宁营口人，当地颇有名气的评书演员。该联将古人名字中的姓拆开后置，为的是用其组合成当代人的姓名，构思之巧，让人叹为观止。这也是一副多人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