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上海已经成了一个举足轻重的商业重镇，在中外经济交融之下，加上缺乏严格管理的情况下野蛮滋长着，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堪比此时的美国经济形态，同时因为一大批赌徒式的冒险家商人，让这里的财富故事中充满了暴涨暴跌的传奇，让这里散发着一种危险又刺激的特殊迷人色彩。

大批海内外的冒险家涌向这里，抱着各种发财的梦想，大浪淘沙之下，形成了三股强大的势力。

第一股是十里洋场的洋人，他们作为外来者，尽管很难融入当地的经济生态，但是他们背后是一个世界体系，他们将长江流域的物产介绍给了全世界，也将全世界的物产带到这里，可以说他们来到这里的时候，就自带着一个世界经济的平台，巨大的平台力量，让他们拥有着其他商帮无可比拟的优势，他们成为强者之一，而主要的当然是英国商人，他们在100多家洋商中占据了超过一半的比例。

第二股则是来自上海附近的商帮，有来自宁波的商帮，来自无锡、苏州、湖州等地的浙江商帮，来自徽州、江西和安徽的徽商商帮，这几大商帮中，尤其以来自宁波的商帮力量最为强大，上海开埠之前，宁波作为一个海港已经存在了很多年，即便在闭关锁国时期，宁波人依然通过走私在跟洋人贸易，因此这里聚集了一批最熟悉洋人的商人，上海开埠之后，宁波商帮大批涌入上海，十里洋场他们至少占了一半，无锡、苏州和湖州商帮，依靠苏湖一带质地优良的生丝，也在上海拥有了一席之地，而来自徽州黄山、江西婺源一带的商帮，主要以经营茶叶为生，在上海也有他们的一席之地。

第三股就是来自新兴的大明商帮了，他们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比不了洋人，在本地化上比不了三大商帮。但是依靠初兴的国家力量，让他们既能够在洋人的加压下，在商业体系顶层生存，在航运业、金融业中跟洋人竞争，同时同为中国人，也让他们在跟当地的经济体系融合的比洋人更好，也能像本地人那样，做一些土特产的买卖。而且他们还拥有洋人和三大行帮都不具有的优势，对洋人来说他们更能融入本地，他们的活动平台更大，洋人基本上只局限在租界之中，以外滩为中心，主要从事金融业、航运业这样的国际贸易领域；而大明商人则广泛的活动于上海县城甚至周边各县也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跟当地人相比，他们能享受到治外法权，未必用来欺负人，但却能让清廷的官府不敢找他们麻烦。

三股商业势力，各有优势，大明更是兼而有之，大有后来居上的架势。可怜的是，真正原住上海的本地人，反倒在这些外地来的强大势力面前，被打的无立足之地，本地人经营的商业，主要局限于小商铺一类，基本上是在外来商帮的挤压之下，捡拾一口残渣剩饭而已。

当然三大商业势力，竞争归竞争，但大多还是合作，此时的上海市场，还属于一个告诉扩张的市场，不断打开的长江航路，让这里的商船辐辏，万物云集，是一个机会遍地的黄金地带，此时还没有饱和到零和游戏的时代，因此三大势力基本上是合力开发上海，共存共荣的情况。

但是这次太平军逼近上海，打乱了这个态势，洋人远道而来，他们的冒险精神更浓，也更没有退路，大多还停留在上海，只是不断的给本国公使施压，要求他们保证保护自己，甚至动用本国在上海的军事力量。也有一些不看好或者对本国在上海的力量没有信心的商人，也有选择抛售资产的，比如一些小国的商人，他们卖了商铺、宅地后，先跑到香港观察一下情况。

可宁波等三大商帮没有这种依仗，他们最为恐慌，尤其是其中来自苏湖地区丝绸商人，他们中有的是在太平军占领这里的时候躲进上海，甚至是从地主转为商人的，后来看到太平天国成了气候，李秀成采取怀柔的统治方式后，一些人就回家了，对他们来说，太平军也好，清军也好，谁统治他们没什么区别，只不过是剪个辫子的问题而已；还有一些苏湖商人，则完全是太平军之后来上海发展的，太平天国因为地盘小，不能自给自足从石达开安庆改制时候开始，就是鼓励贸易的，为此他们特批那些来往两地贸易的商人甚至不用剪辫子，税收上也很简便，在太平军控制区，一共设了七个税关，但只需要缴一次税，其他关口就可以凭借路条畅通无阻。最后是那些即不能接受剪辫子，或者对太平天国有偏见，或者有亲人死于太平军之手而水火不容的一群商人，他们就始终留在上海。

对这最后一种商人来说，太平天国毁了他们的故乡，现在又逼近他们的避难所，他是最绝望的一群人，大肆抛弃产业逃离上海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宁波商帮和徽州等地的茶叶商帮中，宁波人较为洒脱，宁波现在被大明管理，管理方式较为宽松，他们向来自由来去宁沪两地，宁波也是近在咫尺回宁波也不是背井离乡，因此尽管担心太平军攻占上海导致损失，他们也在抛售产业，但倒不至于太绝望。

反倒是徽州等地的茶叶商帮，他们最是无动于衷，甚至隐隐有些期待，因为此时还能来往两地贩卖茶叶的，大都是已经归顺了太平军的商人，太平军来了，基本行不会影响到他们的生意。

此时最为超然的，就数大明的商人了，在安全上，他们跟洋人一样，可以依仗大明驻上海领事，在心理上，他们虽然没有归附太平天国，但是大明跟太平天国这几年关系密切，他们在上海做生意，最大的贸易对象就是太平天国统治区，所以他们最不担心。

而且领事馆已经通过在上海的广东会馆将安抚的消息通知到了大小商人，要在上海的大明百姓不用恐慌，大明朝廷会想办法保护他们的利益。

结果在这个恐慌的时刻，大明商人不但没有抛售他们的产业，反而有一些大胆的在低价接收别的商帮的资产，打算发一笔战争财。外滩逃往香港的洋人卖资产他们收，苏湖商人南下宁波、上海或者大明的商人抛售的土地、商铺他们也收，但收的最多的还是租界之外，上海县城内外的大量土地，尤其是城墙之外，所有人都认为仗一打起来，这里肯定首当其冲，所以原先在城外圈地盖房子、盖商铺，甚至盖码头的商人，此时抛售起来最为汹涌。尽管知道这些地方可能会遭遇战火，但是还是有大明商人愿意出手，因为很多房子、商铺已经卖的比地价都还要便宜了，就算是打成了废墟，他们将来光是把地占上也赔不了。

这些大明商人之所以敢在这个时候还做这种事，就是因为他们有恃无恐，他们相信，仗打完后，不管是太平天国赢了，还是满清和洋人赢了，对他们来说都不会有损失，满清官府不敢找他们麻烦，太平天国那边有大明朝廷替他们出头，所以只要他们拿到了地契，这些地就是他们的，不管谁来了，他们都有保障，可是三大商帮和洋人就没有他们超然了，他们没人肯定战争的结果，不敢保证太平天国来了，还能不能保住他们的资产。

大明商人用他们这种超然的中立地位来获取利益，本也无可厚非，可是一些连小民都不放过的搜刮行为，就显得有些令人发指了。见到富商、地主逃亡，大批上海市民也盲目的跟风，对商人来说，不过损失一点金钱罢了，这些小市民可是真的变卖家产，结果一户户、一家家的小地产也变成了大明商人的囊中之物，这就有些发国难财的嫌疑了。

大明领事馆在这之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他们信誓旦旦的向来跟他们打探消息的商贾们保证，他们的利益不会受到损失，这才给了一些大明富商胆量，否则恐怕他们也早就跑了，当然不相信政府的也有，一部分大明商人见到战乱降至早早逃跑了，虽然没有卖掉铺子，但暂时关闭了，对政府的不信任，让他们跟佛山当年那些不肯跟兵工厂合作，给官府生产大炮的大铁作坊一样，失去了一个巨大的机会。

其实这何尝不是一场战争，弱肉强食，也是残酷无比。

在上海市面日益萧条，大批商铺关门，甚至倒闭的情况下，太平军重要兵临城下，他们拒绝了洋人的要求，这一次坚持要打上海。

李秀成绝对不会信任洋人，他已经吃过亏了，当年洪仁玕跟洋人商议好，他一进兵，这些洋兄弟就接应他们进上海，结果当他大大咧咧，甚至坐着轿子进入上海城门的时候，迎接他的是洋人早就布置好的炮阵。

这一次他不会容许有任何变故，他要堂堂正正的打下这里。